一直做下去，成果就是你的：專訪李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很重要，所以說三次。一直做下去，成果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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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製片其實就是場賭注

在一支化妝品形象廣告中，李烈侃侃訴說當初從幕前踏入幕後的決定，她雙眼炯炯，語氣堅定，篤定而又從容的氣勢令人印象深刻。我們約在影一製作所進行專訪，訪前一刻她仍在桌前忙碌，當她摘下眼鏡，談起監製這個角色，依然篤定而從容。

李烈在19歲那年進入演藝圈，很快就紅了，一路工作到30歲，開始厭倦，毅然決然離開演藝圈，前往中國做生意，一個錦衣玉食的女明星進入窮鄉僻壤的東北，最後生意失敗，但也讓她經歷了全新的世界。49歲時，李烈決定貸款製作《囧男孩》，那是她投身製片的第一部電影。她曾在演講中提到：「當初會離開這一行，主要是因為我不想再當演員，因為產業對待演員的方式，感覺只是工廠流水線，不停地在複製同樣的表演，讓我覺得表演變成一件不有趣的事，所以我離開了。」再回來時，她決定從製片這個身分從新開始。

成為電影監製前，李烈選擇從電視劇製作切入。「我的第一部電視劇在中視，再來多是製作人生劇展，製片的經驗大部分是從這裡起頭。說實話，我過去一直演戲，但不知道製片該做什麼，可說是從做電視的經驗裡累積了對於製片的理解，進了劇組，學著怎麼把工作人員組起來，怎麼打預算、盯現場，這些比較是在拍片現場可以學得到的東西。」她在這磨了七、八年，也時時思考著自己有沒有機會拍電影。

因為人生劇展的製作規格比一般電視劇高，這些經驗對於李烈在第一次嘗試製作電影《囧男孩》時，有很大的幫助，也讓她在轉換過程中沒這麼困難。不過，一路走來，李烈仍是邊做邊學。「我們沒有拍過的類型太多，沒拍過的類型，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囧男孩》是個小品，所以製作上相對簡單，但拍《艋舺》時，得全部從頭學過，因為連打預算的方式都不一樣；《艋舺》屬於大型製作，場面或人的調度，都是新的工作經驗，得一路學。」

台灣電影產製流程長期大多以「導演制」為中心，從故事發想、劇本撰寫、前製選角、乃至影片執行皆由導演一手掌握，製片人往往淪為行政庶務的角色。但一個成熟的電影產業，需要有能夠兼顧創意生產與風險管理的操盤手，製片是統整一部電影的專案管理工作，包括資金籌措、尋找或購買劇本、演員及合作廠商與工作人員間的溝通協調、控制預算、掌控拍攝時間與進度等，讓電影能在合理的時間與預算下完成，電影完成後還得安排檔期，設計宣傳方式。李烈總結：「監製在許多層面上不是執行者而是規畫者，必須顧及許多細節，或是處理人與人之間合作過程的摩擦。」

因此，對李烈而言，製片工作難以「言傳」，拍片現場如戰場，幾乎每分每秒都在做決定、下判斷。「這份工作最難之處就是下判斷。一個錯誤的判斷可能讓整部電影都錯了。判斷需要透過經驗的累積，才可能逼近準確。我還滿慶幸的是，雖然比較晚才開始做製片，生活與生命所累積的各種經驗都會幫助我做判斷。」

我們永遠都要有新的創意，畢竟市場持續在變化。

除了監製工作，我們也邀請李烈聊聊她對於電影教育的看法，她說：「其實台灣目前並沒有電影教育，台灣的教育體系一直呈現保守與封閉的狀態。可能是觀念問題，電影向來不被視為文化或藝術，也就不被認為可以成為教育小孩的工具。」

「如果我們要談電影教育，沒有教育部的配合很難做到，我們是否可能在小學每週施辦一堂電影課？小學較沒有課業壓力，家長也可能比較不會反對。電影教育應該是一種潛移默化，如果從小就接觸這個文化，根基就是紮實的，電影教育其實就是訓練孩子如何閱讀影像，以及如何判斷與了解這個影像社會。」

然而，若將電影成為一門「課」，是否反而會成為僵化的教條？面對這類擔憂，李烈反而相信電影的多元本質。「我並不擔心電影進入教育後會變成僵化的課程，坦白說，一部電影十個人看十個人會得到不一樣的東西。我們從影像中得到的東西都不一樣，課程只是一種引導，提供一種觀看之道，好電影看得越多，門檻越高，學生自己會形成其品味。」

訪問最末，我們邀請李烈提供一些建議給欲走入電影這一行的年輕朋友，她毫不猶豫地笑答：「我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很重要，所以說三次。一直做下去，成果就是你的。」

＊本文由「國片暨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