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影片」是想像實踐，也是自省回顧─訪李紫彤（下）

「參與式影片」最開始從人類學出發，該學科明白影像具有強烈的殖民性，他者化的視角，因此在自省的過程中，開展出「參與式影片」，把攝影機交由對方讓他們來表達他們想訴說之事物，其中會設置課程讓他們學習如何操作攝影機，以及剪接是否發揮效果。視覺人類學對此發展已有一段時日，然而李紫彤認為，以此為倫理準則之外，這些由參與者投入製作的影像，有其美學與生命經驗在其中。

實踐時，就有機會變出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比方說一般沒有受過影像訓練的人，要帶出想說的事情可能就是透過訪談的形式，然而給他們一套語法，例如故事板可以像漫畫一樣，把表述的內容以視覺元素的方式組織起來，再把影像技術跟機器交給他們。如今智慧型手機普遍，器材反倒次要，還有許多濾鏡跟效果，也充滿了不同的形式。

教導影像語言怎麼樣來說故事，對李紫彤來說，這樣的工作方法也是將話語權開放出來，教他們更多語言，是可以讓表述及影像可以更有機地生長出來。

參與式影片（二）

在紐約法拉盛區帶的參與式工作坊，經由輔導受暴婦女的社工朋友介紹，認識勵馨基金會（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接觸到人口販運至紐約的婦女，許多都受到了暴戾待遇，例如被警察視為非法移民遭到逮捕，工作坊的學員為這邊輔導的小孩。

這次參與式影像工作坊設計得更深入，跟顧問、社工師、以及心理輔導師討論課程設計，重點在於課程後的持續追蹤，期望透過參與式影像裡面藝術治療的方式，發揮得以引導的地方。比方說，原本只講影像語言，這次就稍微講到劇本，透過小型劇本的架構，把孩子們自身的故事帶進來，譬如說，指定媽媽一定要在劇本中，透過劇本來提供社工師及心理輔導師去觀察他們的成長環境。

課程的設計有先跟社工師溝通過，明白學員的成長背景與脈絡，可以更貼近他們面對的問題。除了家庭環境遭受的暴力外，同時身為亞裔美國人，最常遇到的暴力或歧視是白種人，如白人警察，因而有許多身份認同上的問題。這些小孩可能會想要白化自己，而遭遇許多生活跟心理上的困難。

因此討論從劇情故事來處理，一般課程對角色的設定是給予定義，例如這個男生十二歲、個性活潑，而在此工作坊的方式則是反過來，不從「我是誰」出發，而是著眼於「誰是我」。其中一項練習，是學員可以列出「想要交換的特質」，例如很會彈鋼琴或其他技能，去引導思考「我」想要什麼樣的能力，以及透過我的給予，其他人能獲得什麼樣的特質。

雖然是以自身作為主角，但是要透過各種元素來幫角色下定義，好比說，這個故事角色的家族根源為何？角色身上又有何特徵？這些描述並非完全出於想像，而是要有所本，再提供他們不同的情境設定，例如可以去外太空，去西部、中國、美國大城市，將情境定調為探險或是恐怖片。因為主要是中國移民的緣故，大部分都會選擇中國作為背景情境。

故事中會設計一個互動者，安拍朋友或敵人這樣的角色，要跟學員一起走過這個故事，如上所述要把人物特徵描述出來，再來會在故事中安排「挑戰」——把媽媽加進故事中，也必須把她的特徵描述出來。課程有這個設計，考量到要觀察學員跟朋友以及母親的關係，看他們跟媽媽互動的情形。

有了上述的前置作業，再進入故事板的實作，把剛剛建立的三個角色畫進去，起承轉合會出現什麼樣的故事，用畫的或用寫的都可以。李紫彤笑說有時候上課情況太熱烈，小朋友會篤定地說「我的朋友就是她，我要把她寫到裡面」，或是「我要畫Angelababy在我的故事裡」，這時很有經驗的社工師一個cue點：「有沒有聽到剛剛老師說什麼」瞬間整場的注意力都被抓回來。

雖然這群孩子處在同年齡層，但因環境關係學習明顯有能力落差，有的學員很會回答也擅長畫畫，但有些學員可能因身心狀況連開始都沒辦法。但是透過影像語言的教學和指引，讓他們去思索這個中景從上面拍可能是誰在看你，例如是神的角度還是爸媽的角度，從下面拍的時候，可能是妹妹或是小孩子，平視的鏡頭可能是同學在你身旁。藉由這樣遊戲的方式，她們展現出很豐富的創造力，也因為課程可以運用手機，上課同時練習照跟影片，不僅有新鮮感，也能看到從故事板編排劇情，落實到影像時又呈現什麼模樣。

「小朋友做的東西最為跳脫，富有實驗性。」這是李紫彤跟許多學員互動過的觀察，讓學員來想故事，重新建立影像與故事劇情之間的關係，主流敘事手法的的制約可能少一點，會有更多自由發想的空間。

影像製作的反思及期望

從學術領域、田野見聞以至拍片現場，還有從工作坊學員得到的種種回饋，李紫彤反思影像這項媒介，不僅限於電影，還包括網路上的影像，甚至劇場式的呈現，所有關於影像傳達的元素都涉及了跟誰溝通對話，與觀眾的關係又如何影響到影像的製作。對於這些問題的思索，回顧自身經驗並借鏡其他藝術家的實踐方式，她提出參與影像製作的四個執行思維，期望能讓影像的產製更為有機、具有自己的生命。

一、「打開作者的創作權力」

這個想法來自在原住民部落的田野經驗，對原住民藝術家來說，當他們在刻祖靈柱時，並不會說這是我的藝術創作或視為個人作品，讓工作得以完成的靈感是整個部落共享，甚至認為是由祖靈所賦予的。在影像製作時，作品不是由單一作者完成，整個團隊都是參與者，是由合作的作者群一同創造，不論就實際工作層面還是概念上，以此迎接共同協作的可能性。

二、「誰是我的觀眾？」

不管是做參與式影像，還是在部落劇場，都會看到觀眾擁有不同屬性，例如部落劇場主要由部落的人參加，對於現代舞，部落的阿姨會說，當代語言她其實看不大懂，「比較喜歡大家可以共感的唱歌跳舞啦」；然而，也會有人喜歡現代舞的氛圍，想暸解當代表演的語言是什麼模樣。因此思索自己拍攝的作品要給誰看，這點在創作時必須時時提問，跟觀眾的對話不是在作品放映之時，而是在故事板的著墨階段，也已經開始了互動與對話。

三、「把心力放在過程吧！」

對於這項體悟李紫彤說得頗有感慨，當初在拍攝《海浪》時，看重結果勝於過程，製作目的是為了追求最終成果，所以花費心思找攝影師跟器材，並非要貶低看重結果的心帶，而是就學習與教育的角度而言，過程帶來的體驗可能更為深刻，這是「參與式影像」最寶貴的回饋。當著重過程為核心時，比如要求劇組成員全由女性組成，整個工作下來會發覺不同的思維與體感；而在達蘭薩拉跟紐約，因為跟學員互動、彼此傾聽，才讓作品以及參與者重新回顧了經驗過的生命內涵，因而有不同質地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孕育出來。

四、「影像作為一種儀式」

從「參與式影像」結合藝術治療的面向來看，親身實作影像是讓參與者訴說內在感性的方式，過程中會去思考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例如藉由訪談的形式，跟受訪者的互動進而改變了彼此，「當我們現在打開攝影機，開始聊天、談論，儀式就開始了。」李紫彤說，這個過程讓被攝者與訪問者互相探索，讓言語的交流，而無聲時可能是讓彼此都沈澱下來的時刻。

上述種種思考，關注的核心在於影像的意義，不再是為了商業產出，也不再是純粹消費性質的製作，而是透過實作來明白，經過一個可能不完全明察發生了什麼事的過程，參與者仍會感知並體認到：「欸，原來我們進入到另一個狀態中！」透過攝影機面對觀眾，不僅是自身想像力的實現，也是自省的回顧，訴說關切的人事物，他們或自己遭遇到的情感與狀態，透過引導實作的方式，在過程中打破生產與消化的關係，讓影像保持一直「製作中」的狀態，形成意義內化的過程，這是李紫彤對影像實踐的期許。

 

受訪者小史

李紫彤，觀念藝術家，畢業於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於芝加哥藝術學院取得藝術創作碩士。近年，她以「身份認同」之敘事及權力為出發點，將原民性、華語語系、現代性創傷、知識論正義納為創作研究範疇。遊於行為、網路藝術、新媒體裝置與實驗電影，以藝術做為方法，審視當代藝術、科技與政治權利之框架。（更多資訊請見：tzutu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