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單元三：電影中的台灣歷史與文化

日期：2025.12.06

講師：黃惠偵導演、製片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影像作為紀錄，有一種時間切片的意味，意即為當下的時間與空間保留片刻的風景。本次研習選映了四部作品關於台灣歷史背景的紀錄片及劇情片，如原住民導演陳潔瑤《32公里~六十年》(2018)、黃春明導演《大甲媽祖回娘家》(1974/2018)、王小棣導演《魔法阿媽》(1998/2021)及一部製作年份及作者皆尚未可確認的短片《福爾摩沙》。透過分析不同年代的影像作品，我們可以清晰看見台灣歷史的不同視角，從「被殖民者的他者視角」到「被殖民者的自我視角」以及「本土文化的自我凝視」變遷過程，在影像的技術限制、語言選擇與敘事策略下，深刻影響了觀眾對歷史的感知與情感連結。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2025研習課程規劃為「影像文本分析」、「場館導覽體驗」及「創意教學設計」三部份，聘請影像專業講師授課，除針對文本分析增能外，亦讓教師們即學即用，將所學所知發想為一套未來用於課室中的教學設計。

殖民者視角：獵奇、距離與優越感（1920-1930年代）

在1920至1930年代，由荷蘭「大學」（實為影視製作公司）拍攝的台灣影像，反映殖民時代影像製作及觀看邏輯：

• 目的與視角：主要作為旅遊推廣或商業產品介紹，帶有強烈的「異國想像」與殖民優越感。攝影機背後的視角是為了滿足西方或殖民母國觀眾的好奇心，傾向展示台灣的「落後」來對照殖民者的「進步」。
• 內容選擇：影像聚焦於具有經濟價值的物產（如甘蔗、茶葉、樟腦），以及殖民統治下的勞動力。對於當時台灣已經現代化的建設（如總督府、大稻埕的繁華），影片刻意忽略，反而選擇展示民俗或鄉村景象，以符合西方對「神秘東方」的想像。
• 歷史感知：這種視角建立了一種「距離感」，將台灣人視為被觀察的客體，而非有情感的主體。

技術限制如何形塑歷史情感

早期的影像技術直接限制了敘事方式，進而影響了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感受：

• 攝影機運動與距離：1920年代的攝影機笨重且需依賴腳架，導致鏡頭多為定鏡（不動），且多採用中遠景。這種技術限制造成了一種「冷靜、客觀」甚至「疏離」的旁觀者效果，缺乏與被攝者的互動。

• 底片長度與剪輯：受限於底片長度，畫面通常很短，必須依賴大量字卡來傳遞資訊，使得影片結構呈現破碎、資訊導向的特質，而非連貫的情感敘事。

• 色彩的情感暗示：雖然被認為是黑白片，但當時已有「染色」技術。創作者會運用色彩調度情感，例如用紅色呈現採茶姑娘的熱情，用藍綠色或棕色呈現勞動場景，這顯示即便在技術受限下，創作者仍試圖透過視覺元素引導觀眾情緒。

本土視角的轉向：人性的回歸與語言的溫度（1970年代）

到了1970年代，如《大甲媽祖回娘家》這樣的紀錄片出現，標誌著視角從外部觀察轉向內部的人文關懷。

• 敘事結構的轉變：該片開頭是人扮演神，結尾是媽祖神像，中間穿插大量信眾的臉孔與虔誠神情。這種結構暗示了「人也有神性，神也有人性」的對話，不再只是單純的活動紀實，而是帶有文學性與哲學性的敘事。
• 技術帶來的親近感：受惠於輕便攝影器材，攝影師可以深入人群，拍攝大量特寫。這種「近距離」的凝視讓觀眾能感受到信眾的汗水與虔誠，產生身歷其境的親近感，與早期殖民視角的疏離形成強烈對比。
• 語言的政治與情感：在推行國語運動的年代，該片大量使用台語（閩南語），且旁白由作家黃春明撰寫，具有高度文學性與溫度。這種語言運用不僅是為了寫實，更喚起了本土觀眾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當代影像政治：溫柔的控訴與對照（當代原住民紀錄片）

當代作品如陳潔瑤導演的《32公里~六十年》，則展現了更複雜的歷史反思與「影像政治」。

• 檔案影像與現實的對照：導演將過去政府宣傳「快樂遷村」的政令檔案影像，與當代原住民長者「回不去」的感嘆剪輯在一起。這種「蒙太奇」式的對照，戳破了過去官方影像的虛假，形成一種「溫柔的復仇」或控訴，讓殖民觀點下的檔案變得諷刺。
• 敘事者的位置：不同於傳統紀錄片追求「牆上的蒼蠅」（旁觀者）的客觀性，當代導演選擇成為「湯裡的蒼蠅」（介入者）。導演以第一人稱視角介入，承認自己對母體文化的不熟悉（如吃生醃肉時的恐懼），帶領觀眾一同經歷尋根的艱難與斷裂感。
• 歷史感知：這類影像傳達的核心往往不是單純的「尋根」，而是面對歷史創傷後「回不去」的失落感，迫使觀眾直面殖民歷史對族群造成的長遠影響。

動畫與民俗文化的轉譯《魔法阿媽》

影像形式的選擇也能突破現實的限制。如《魔法阿媽》選擇使用動畫，是為了呈現真人電影難以表達的「魔幻寫實」元素（如飛天金魚、鬼魂世界）。它將台灣特有的民俗文化（普渡、放水燈）與禁忌（死亡）轉化為具普世性的親情故事與成長旅程，讓本土文化符號成為推動敘事的核心力量，而非僅是背景點綴。

反思

影像讓台灣歷史從「望遠鏡」變成了「鏡子」。殖民視角如同望遠鏡，遠遠地觀察、分類並獵奇地展示台灣，畫面清晰但缺乏溫度與真實的連結；而隨著時代演變，本土創作者拿起攝影機，將影像變成了鏡子，透過近距離的特寫、母語的運用以及新舊影像的對照，映照出這塊土地上人們真實的臉孔、信仰的溫度以及歷史留下的傷痕。將電影引入歷史與文化教學，目標是從「被動的觀看」轉向「主動的對話」，電影可帶領學生穿越「任意門」， 透過這扇門不僅能看到過去的景象（殖民視角），還能看見拍攝者藏在門後的意圖（權力結構），甚至在門的玻璃倒影中，看見自己的臉孔與情感（生命經驗的連結）。黃惠偵導演說：「教師的任務，就是給學生那把打開門的鑰匙，而不是只讓他們站在門外看說明書。」

文/劉身威 圖/張維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