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聯．李翰祥：《喜怒哀樂》之〈樂〉

從《梁山伯與祝英台》 的電影神話談起

1963 年上映、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賣座鼎盛，進而改寫整個華語電影發展進程。這段故事，耆老們常說起， 電視專題常報導，影史教科書也多少會帶到；這段歷史—尤其是這部電影，說它是一則影壇神話，想來並不為過。

稱其「絕後」，則是因邵氏《梁祝》轟動後， 港台華語影壇因此產生巨大變化：導演李翰祥 （1926—1996 年）出走創辦「國聯」、國泰集團企圖與台灣結盟開創新局，加上華語影片的發行與配銷通路重組，以及短短三年之間，武俠片（新派武俠）如風行草偃般驟然興起，凡此種種，皆讓電影類型（genre）的商業操作、電影音樂的美學風尚、執行細節等，再難重現《梁祝》誕生時的客觀環境。此外，李雋青孕化戲曲原典而成的全本唱詞，無疑是全球華人世界裡，整個世代的最佳國學啟蒙教材；這等文采、樂韻、視覺經營三位一體，相得益彰的整合之美，即便「絕後」二字下得過當， 自其1963 年問世至今半世紀的歲月中，我們也很難再舉出第二個例子，能與《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各方面相提並論。
一部《梁祝》，牽連之深之廣，今人可能很難 想像。名字比任何一位明星都還要有票房吸引力的「明星導演」李翰祥與他的國聯公司， 也完全改變了整個台灣電影圈。直至1960、1970 年之交，國聯蹇運迭連、李導演官司纏身，末路窘途之際卻因緣際會催生出華語影壇史無前例的作家電影《喜怒哀樂》，締造了影史的新頁。

國聯興衰錄

1967 年之後，國聯光環褪色，1968 年 6 月，由於國聯十餘張支票跳票，李翰祥被提起公訴。
此際的「李大王」，簡直窮愁潦倒，堂堂板橋片廠亦已押與財團，如今還將淪為階下囚，同時還需繳付巨額罰款。在《徵信新聞報》的謝家孝等媒體友人的奔走下，始促成李行、白景瑞、胡金銓多位導演聯手合作，義助李翰祥、國聯疏困。
雖然三位導演與李翰祥同意合作，但尚須一位總其成的製片進行推動，李行便建議台製廠廠長楊樵負責統籌。
四位導演、促成其事的謝家孝等一行，便在楊樵家中對該片具體攝製問題進行「六人小組會議」，謝家孝提出四位導演各拍一段的集錦片構想，但「李大王」仍舊建議聯合執導一部像《還我河山》一樣的史詩鉅片，會談無進一步結果，直到同年11月， 四位導演認為聯合執導在分工上確有困難，並在考量海外市場後，決定以聊齋鬼古為題材， 一人拍一段故事。

1969 年 1 月 30 日夜，「六人小組」在李翰祥的天母家中正式討論題材，李翰祥提出以 「喜、怒、哀、樂」為故事主題與構思主線，並依四位導演風格確定了「喜」：白景瑞、「怒」：胡金銓，「哀」：李行、「樂」：李翰祥的分工，解決了四位導演排名順序的重大問題，並暫名為《聊齋四異》。數日後，六人小組再度集會，並提出了「喜」、「哀」、「樂」的故事大綱與演員名單，但只有李翰祥的「樂」是取材自聊齋的「王六郎」，其餘皆僅為狀似聊齋的鬼故事，於是便以《喜怒哀樂》取代《聊齋四異》的暫名。

綜觀全片，四個段落各有千秋，也各有遺憾。 其中，李翰祥的「樂」篇值得一提。「樂」篇改編自聊齋篇目之一，以王六郎「水鬼做城隍」的故事為底，敘述一位老漁夫巧逢少水鬼，人鬼之間建立起一段友誼佳話的故事。短片情節本身並不複雜，卻充分顯露了李翰祥導演慣來的美學特徵，以及他針對中國文化多元、複雜的人文風貌，繁複詮釋出的種種古典意象。雖然幾個外景場面和內搭景銜接時微微失衡，比較《喜怒哀樂》其他三篇起來，仍是完成度最高的一折；浸透了整部作品的雅韻，更是四篇中意境最雅、內涵最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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