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常生活提取創作養分：專訪瞿友寧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許年輕創作者會瞧不起好萊塢電影，但很多好萊塢的故事技巧與基礎，即便是藝術電影也是將之放在心裡，消化後再形成自己說話的方式。我過去念書時也曾經嗤之以鼻，但後來看多了才理解到很多歐洲電影也可能會在這樣的架構裡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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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友寧為我們說了樁軼事

那是他拍攝《我的爸爸是流氓》的某一天。一早，他便進場工作，在教室裡和孩子們比弄，但其實都是為了讓孩子卸下心防，他刻意隱瞞真正的拍攝情節，期待一個很真實的情境發生，之前的幾天拍攝經驗，讓他知道若是詳細說戲，他們會視為玩耍，所以這天，他想試另外一種方式：於是乎，來回虛應排練幾次，見時機差不多了，便請飾演流氓的陳文彬進入現場「直接來」。「我和彬哥說，你進去就是沒有任何試的機會，既然是大流氓，要翻桌子或抓孩子應該都直接來。」當場，嚇壞的孩子們哭成一團，達到了戲劇效果，畫面逼真，因為，孩子們的反應都是真的。

瞿友寧幽幽的說：「拍完後，有個小孩一直哭，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爸爸就是這個樣子。」「我很難過，飯也沒吃，跑到校園裡的角落一直哭，打電話問朋友說：怎麼辦，我做錯事情了。」哭完，他也只能回到現場，不斷安慰那位孩子，不停解釋著：「我們拍這部片就是希望大人們看了後可以檢討自己……。」

瞿友寧說：「有些作品不狠心是拍不出來的。」這大概是他從影多年，幾經起伏波折，換來的一句真心話，然而自己一直在內心交戰。

踏上編劇的道路上

瞿友寧在大學時代便因屢獲優良劇本獎受到矚目，他幾乎年年參賽，大學4年總共抱走了3座獎。瞿友寧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小學一年級便開始進戲院，當時看的多是瓊瑤愛情片和武俠片。「高中時常常翹課去台中南華戲院看片，當時很喜歡像賈木許這種風格獨特的導演作品。」也因此，瞿友寧早期劇本裡的多線結構多少受其影響。

另一位深深影響瞿友寧的導演則是楊德昌。「我高中時很喜歡楊德昌的《恐怖分子》，第一個獲獎的劇本《街頭石子》的味道有點相似，呈現人與人之間雖然陌生，卻也可能在無知過程中互相傷害，相信這應該是受了楊導的影響。」

第一次得獎讓他獲王小棣導演注意，進入民心工作室寫劇本。「在工作室裡，是以一個編劇小組的概念運作，完成劇本大綱後，得經過盧非易、陳玉勳、王小棣、黃黎明、楊冠玉等前輩的審核，大家會開始討論，嚴格地給意見，然後再改一次大綱，確認後才開始寫劇本，寫完後再次審核，反覆修正。雖然壓力大，卻是很好的學習方式。」

1997年，瞿友寧的第一部長片《假面超人》帶給他空前的挫折。票房的慘況不僅讓他幾乎不太敢再碰戲劇作品，為了還債，他在其後五、六年間做了很多紀錄片和報導片。「也因為這些工作，我和很多陌生人接觸，這六年帶給我很大的幫助，我開始懂得如何與人相處，此前我都封閉在自己的電影世界裡，例如在第一部長片中，不知道怎麼與資深的錄音師和攝影師溝通或表達出自己想要的創作，也不會和來自四面八方的演員協調表演方式。」2000年，他以《誰在橋上寫字》獲得金鐘獎最佳導演，也為他帶來新的導演機會，2003年，他以《薔薇之戀》開啟了偶像劇之路。

電影電視雙棲的瞿友寧，認為兩者的最大差異在於觀看環境，他說：「我們看電視時比較處於一個需要被提醒的觀影環境，人們看電視時隨時可能被打斷，所以電視劇本不太可能負載深刻思考，電視劇的劇情必須要有即時性或重複性，我的電視劇會建立起承轉合的模式，讓觀眾在觀看過程中，隨著他們所熟悉的習慣進入故事情境中。電視劇本通常要和觀眾站在一起，在同一個狀態。」

相較之下，「電影比較可以與觀眾對望，在比較疏離的位置。觀眾進了電影院就被關在封閉空間中，創作者可以召喚觀眾進入另一個世界，電影是大螢幕，在劇本寫作上可以放入更多細節，可能性也更為複雜，敘述線索能夠不那麼明確與張揚。所以在創作上，做電影還是比較痛快。」兩者體質不同，他也笑稱：「我拍完電視劇後就拍一部電影，做完一個比較親近討好的東西後，會想在電影的領域叛逆一下，所以透過電視劇賺的錢常常在電影裡花光。」

多看電影

寫作劇本多年，瞿友寧為我們歸納了兩件創作心法：一是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每個人都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個體，應該去找尋自己的特質，那是非常細節，非常獨特的部分；二是莫忘記古典敘事的架構當中該有的元素，無論是三一律或三幕劇，這些原則在一百多年的電影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寫作該有的節奏與呼吸的可能。

除了創作，近幾年，瞿友寧也曾擔任優良電影劇本獎的評審，他的觀察是：「大學時，曾西霸老師教了我一套寫劇本的方式，這是寫劇本的基礎，基礎達成，再做其他變化。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寫劇本，心中並沒有一個基準或一把尺，可能天馬行空有很多想像，但劇本有點亂，讓人抓不到主軸，有很多模仿或致敬，但沒有經過沉澱思考成為自己的創作。以前的創作訓練是，我們可能一部電影看7、8次，因此很清楚電影的操作方式、架構與邏輯，甚至分析劇作家如何面對問題，這樣的學習成果比較能內化為自己的養分。」

他進一步地解釋道：「也許年輕創作者會瞧不起好萊塢電影，但很多好萊塢的故事技巧與基礎，即便是藝術電影也是將之放在心裡，消化後再形成自己說話的方式。我過去念書時也曾經嗤之以鼻，但後來看多了才理解到很多歐洲電影也可能會在這樣的架構裡思索。現代的年輕人可能學得太多，點子好，但少了執行的過程。我們絕對不是無所不能的人，千萬不要因為現在某個類型很紅，就一窩蜂地去嘗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擅長之處，在創作之初，想清楚應該朝那個方向去做到最好。」

那麼，具體而言，瞿友寧的寫作方法是什麼？他細細為我們說明：選定題材後，他會先將同類型的所有電影都找出來看，思索它們的命題和自己的有什麼區別。「例如，拍《殺人計畫》時，我就看了多部主題是年輕女性閨蜜的電影。」確定命題後，他會在記事本中隨時記下日常生活中靈光一閃的點子，日後再安排進劇本中。「寫作時，如果出現瓶頸，就走向瓶頸，也就是進入田野調查。例如，若不清楚醫生的部分該怎麼寫下去？那就真的去找醫生聊一聊，去感受和看見。其實沒有人可以關在屋子裡悶頭寫劇本，像蔡明亮導演喜歡逛市場，我是很愛走入小巷的旅行。所謂尋找命題，就是入世一點，進入生活，感受這個世界的氛圍，這些日常東西很可能就會成為命題，最佳創意往往來自於關心生活。」

然而，提到創作瓶頸，對現在的瞿友寧而言已是不同檔次的問題。「當你創作到一個階段，所謂的瓶頸真的都是自己給的，新作當然希望超越前作，或呈現不同的觀點、命題、表現方式，創作時間也就因此越拉越長……，我現在寫一個電影劇本，可能花3年都無法完成。我們已經習慣自己的舒適圈了，創作模式也在舒適圈中，所以，我現在其實隨時都在瓶頸裡，隨時都要想辦法跳出去……。」

訪談最末，我們依然請他給年輕創作者一些建議，話鋒一轉，面對電影，他顯得嚴肅也嚴格：「多看電影。我現在一個月會看超過30部電影。如果你做的努力沒有我們多，那就期待你的天分比我們更好，如果沒有的話，就一起來努力吧。」

＊本文由「國片暨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