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背後，我們這樣拍電影：專訪電影工作者蕭菊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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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將這幾年訪談台灣電影人的內容整理出版，是想累積一些東西。書，可以成為另種更為流通、更能夠保留記錄的載體，且能結合兩部影片的訪談內容。這是台灣的文化財，希望能讓它們走進校園，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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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拍電影》

台灣新電影的發軔，可回溯至1982年《光陰的故事》，當年中影的總經理明驥以450萬新台幣微薄的資金，起用了四位年輕導演掌鏡：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就此拉開了台灣新電影的序幕；這也是蕭菊貞導演的紀錄片作品《白鴿計劃：台灣新電影二十年》（Our Time Our Story - 20 Years’ New Taiwan Cinema）所講述的起始點。

2002 年，台灣電影人正步履蹣跚地走在產業低潮的幽谷，適逢「台灣新電影二十年」，蕭菊貞展開《白鴿計劃》的拍攝，訪問30多位電影人，回顧了1980年代至2000年台灣電影跌宕起伏、面臨政府全面開放電影市場的存亡之際，電影人們是如何在險境中轉出活路的過程；這部影片也成為當年金馬影展的閉幕片並至釜山影展放映。

13年後，釜山影展慶祝其20週年機緣之下，蕭菊貞再次拿起攝影機，接續《白鴿計劃》所關注的題材，完成了新作《我們這樣拍電影》（Face Taiwan），紮實且完整地紀錄了台灣電影工作者，從產業谷底逐步向光上爬的階段。

這兩部橫跨30多年、四代電影人，串接起台灣新電影發展歷程的紀錄片作品，冥冥之中似乎將台灣與南韓的電影產業發展命運牽在一起。兩部影片皆在釜山影展放映，但是《白鴿計劃》那一次，釜山影展才正要起步，蕭菊貞回憶當時亞洲最大的影展是東京影展，還不是釜山，她說：「我覺得韓國人他們有一種企圖，當他們要當第一時，就會拼了命往第一邁進。我記得那次去釜山影展時，他們的記者問了令我印象很深的問題：『妳覺得未來哪個影展，會成為亞洲最大的影展？』就是那個企圖，從一開始就有了。」

到了《我們這樣拍電影》時，已經是釜山影展出資號召亞洲十國參與，雖然製作時間只有短短5個月，但是蕭菊貞依然毅然決然展開拍攝，「就是一股很強的國族意識升起，不希望台灣在這場合中缺席。」

由於受限於片長，在釜山影展放映結束後，蕭菊貞想辦法募資、申請文化部100萬製作補助，完成了長版的《我們這樣拍電影》，但依然有相當多珍貴的訪談沒能放進去，「這兩部影片的拍攝過程，讓我聽到太多台灣電影圈的事情，我覺得這些經歷不該埋沒在我的書房。」所以她又花了半年多的時間，重新整理了兩部影片的訪談錄音檔，將所有的採訪稿全部聽打出來，在影片的形式之餘，另外以文字的形式出版台灣電影口述史。

一顆想對話的心

創作的初衷，對曾經連續兩屆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受到各大影展入圍肯定，處理過各種題材的蕭菊貞來說，其實相當單純，「影片拍了，當然是有些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想跟人對話。」但台灣的電影市場，對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始終不是個友善的環境，好不容易完成了影片，卻苦無地方放映，在政府全面開放電影市場的政策下，好萊塢電影主宰著市場，台灣電影近乎崩盤。

回憶過往那段知道整個產業正急速墜落，但又不知道何時才抵達谷底的時日，蕭菊貞看見那一個個隱身在理想與現實背後的創作者，「2000 年前後，人們最常講的一句話是：台灣電影已死。可我好奇的是，它為什麼沒死 ？它為什麼還能夠產生之後的《練習曲》、《刺青》、《海角七號》等等，我發現都是這些創作者在死命硬撐；談台灣電影若不談這些創作者的話，很難光就電影本身去理解那些作品為什麼可以在那時代存在、創作者當時面臨的困境。這是台灣電影史的一部份。」

因此，《白鴿計畫》與《我們這樣拍電影》這兩部影片，正體現了蕭菊貞對台灣電影發展的關懷與珍惜，希望能透過口述影像，讓年輕的觀眾理解那時代的電影工作者所懷抱的理想與企圖，了解為什麼要那樣拍片、他們在對抗什麼。

問題的根源，還是得回到教育。

除了拍攝紀錄片、在電視台擔任戲劇部經理，監製多部影像作品以外，蕭菊貞寫書，也在校園教書。在清華大學教授紀錄片與通識中心文創課程的經驗，讓她深刻感受到台灣教育對於美學訓練與創造性思考的缺乏，即使教改多年，但是學生面對學習，依然是功利導向－在乎考試分數、學習內容是否「有用」、未來能否賺錢，對於如何欣賞視覺、聽覺的作品，如何培養對生活周遭的感知，卻相當匱乏。

隨著政府部門宣稱要提升文化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各地方縣市紛紛舉辦起藝術季、影展、美食節等「文化活動」，蕭菊貞語帶感慨地說，「並不是說這些活動不好，而是我們時常短線操作，資源重複浪費，消耗經費，大家都在複製相似的模式、在乎參觀人次等績效。可偏偏文化是沒辦法速成的，它必須花時間扎根、累積，那是一種文化底蘊，就像一座漂亮森林，必須花時間栽種、澆灌、等它長大，而不是花一筆錢把樹買過來，然後活動結束再搬走，或是結束後就沒有人要澆水了。」

這些問題的根源，最終還是得回到教育。

必須認知到，藝術文化領域不可能有標準答案；美是很主觀的，但是美學也能夠有客觀的框架來討論，「必須多看、多接觸、多感受，多吸取了之後，才能有辦法說出自己的喜好，慢慢形塑出自己對美的判別，進而累積、轉化成美的創造力。但在此之前，必須讓自己更加開放的去接觸各種可能性。這是相當重要的事情。」而社會整體能不能接受人文教育是需要花時間扎根的，能否有足夠的開放性與空間讓人有不同的選擇，這都需要花時間去溝通和養成。

蕭菊貞脈絡清晰、條理分明地侃侃而談，橫跨創作、監製與學院教書三個不同領域的豐富經歷，讓她更加明晰地看見台灣文化環境的問題核心，「這似乎是個令人絕望的訪談喔？」在訪問告一段落時她突然說了這句話。還來不及回應，蕭菊貞又接續著說，「我決定將這幾年訪談台灣電影人的內容整理出版，是想累積一些東西。書，可以成為另種更為流通、更能夠保留記錄的載體，且能結合兩部影片的訪談內容。這是台灣的文化財，希望能讓它們走進校園，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無論是透過影像亦或是文字，對蕭菊貞來說，唯有持續地述說自身文化的故事，與生活經驗共感，或許才是台灣電影產業，甚或是整個文化環境改善的契機。

＊本文由「國片暨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