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像性的電影學校 ──富邦文教基金會:在影像中學習
撰文:林怡秀 圖片來源:TIDF
媒體時代下的電影藝術教育
談及電影教育,無法不提及法國政府與各級單位的努力,法國電影教育的推動起因,約略可回溯至1985年前後,因VHS錄影帶發展、民眾觀影模式大幅改變而來的復興運動。當時,除了影院業者,政府也有意識地自教育著手電影復興。其中較為顯著的,包括1989年由法國國家電影與動態影像中心(CNC),開始啟動的「電影學院」(Collège au Cinéma)計畫;1998年開始的「中學生與學徒電影中心 」(Lycéens et apprentis au cinema);由教育部主導,CNC與法國國家電影協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inémas français,FNCF)合作協辦的「法國中學生尚雷諾獎」(Prix Jean Renoir des Lycéens)等。在義務教育階段,法國過去20年來已有相當的累積,而這些來自文化部管轄下相關產業稅收的教育預算,也期待培養出未來觀眾甚至專業工作者,使生態得以健康循環。
相對於法國,藝術類課程往往是台灣義務教育中較被稀釋的一環,目前12年義務教育內仍未有電影專屬內容,相關課程多半來自民間自主規畫。「我認為台灣青少年工作的困境,是在這段重要的行為發展階段中,所有他們原本應該處理的任務在教育中都是空白的。例如大量的同儕關係、認同、對世界的好奇心與想像能力,這些可能性都是未被處理的。」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全國高中職巡迴電影學校」(以下簡稱「電影學校」目前網站建置中,相關訊息可見青少年發聲網)計畫主持人冷彬,多年前自美國回台後便不斷思考如何處理上述空白。而從自己的社工經驗中,她也感受到藝術是解放孩子可能性、培養感官很好的方式。而課程往藝術落點,很大原因也來自台灣學生對藝術的陌生與不熟悉,冷彬表示:「在藝術課很難像其他學科那樣向老師『演』出正確答案。我們從小到大對藝術涉獵太少,學生反而能在此呈現自己真實的樣態,因為他們連去描述一個觀看經驗都是很陌生的,只能坦白做自己。」
2010年前後,新媒體達到顛峰狀態,在影像俯拾即是的時代下,富邦教育基金會也開始辦理各式青少年課程與「攝影工作坊」、「紀錄片工作坊」、「創意影像工作坊」等營隊。但隨著課程經驗與觀察,他們亦感受到在工具便利、社群關係的鏈結下,青少年的觀看多半趨向戲謔與消費式的影像,這導致他們的作品和觀看方式的單一,難有厚實內容與細緻的影像語言。冷彬談到:「所有故事都來自經驗和觀察的轉換,怎麼去理解影像、將影像做為表達自己主張與意見的方式,這需要很多思考。當時我們遇到最大的瓶頸是青少年電影觀看經驗的缺乏,他們缺少可供討論的基礎,要讓他們走到表達這段路上就更辛苦,因為他們甚至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在發現創作課程的侷限與反覆檢討後,他們決定回到更前面的階段,從閱讀電影開始。
在空白處進行書寫
進入學校現場、結合學分課程、培育可在學校帶領影像閱讀的教師、鎖定在國高中生等是「電影學校」的最初設定。「但是進到教育現場,卻發現國中是一個黑洞,我們很難找到介入的點。」冷彬表示,不同於高中課程因課綱調整帶來的鬆綁,以及國小相對綿長的操作時間與教學彈性,位處升學狀態的國中是最難處理的範圍。冷彬表示:「這也是台灣在青少年這塊投注很低的原因,因為這樣的結構,事情會不斷重來,在台灣體制教育下,每年重來一次的工作坊邏輯,也許不是一個可以建立學習制度或結構的方法,我們必須重新想像體制教育的可能。」
在尋找方法的階段,富邦與法國在台協會的討論中得知法國電影教育的札實基礎,經由法國在台協會的引介,CNC也以教材版權分享做為對計畫的支持,富邦電影學校開始嘗試翻譯法國教育部與CNC共同製作的電影教材,並在翻譯過程中反覆討論CNC的教學、編輯邏輯、影像構成與電影做為藝術性的存在。2014年,富邦文教基金會與國家電影中心合作,成立「全國高中職巡迴電影學校」、合作第一本原創教材《童年往事》,將電影帶入學校課程,計畫分為「實體課程、教材編譯、網路自學」三大項目,2014年開始於台灣北中南各地高中職合作開課,並定期與全台高中各學科中心合作舉辦教師研習,培育可獨自操作電影識讀教育的學校教師。另一方面,也持續進行教材編譯與線上學習系統的建構,直至今年,由CNC授權翻譯與以國片為內容的原創教材製作已各達到15本。
關於「如何看」的電影課
在107課綱試行的彈性中,「電影學校」以每間學校每學期一個班,每週至少連續兩節學分的課程,帶入專業講師與教材,並安排有青少年、社工經驗的助教隨堂觀察、處理講師與學生的連結。學生每學期平均可看/討論三部長片,課程內容包括導讀、放映、分析、延伸,若學校與時間允許,也可安排影人座談、校外觀影等活動。經過第一年的試行,「電影學校」2015年進入開課高峰,全年約有20所學校同時授課,並且鼓勵藝術以外的其他學科老師參與。經過兩年的教學現場,對於教材的想像、學生狀態的觀察也回饋到新教材的選片與編寫,第三年起至今年度,電影學校主力著重於教材發展與教師研習。
冷彬表示,希望這樣的計畫未來有機會回歸國家電影中心,以政府等級的團隊、資源與教育部、文化部的系統接軌,「好的影像邏輯會帶出獨立的批判思考和閱讀能力,而我最在意的還是關於認同。我們要幫孩子理解看完電影後產生的『撞擊』是什麼。孩子對影像的描述過程其實就是在處理對自己、對影像、對哲學議題的認知。這是台灣教育中缺乏的個人探索、理解與詮釋的能力,所以談電影絕對不能離開電影本身,否則這樣關鍵的能力就會被放棄掉。」回看法國電影教育的推廣,來自對文化式微、觀眾與創作者佚失的危機感,2007年,法國《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曾以專題「給法國電影的十二個建議」中,指出「學校教育除了CNC與教育部的努力外,也要政府高層與總統的支持和決心」,恰如採訪最末冷彬所言:「我們的教育系統是否將此視為重要的事?可能會是這個計畫最終可否持續的關鍵。」
*本文由「國片暨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