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I Must Keep Singing

導演：林治文、廖鏡文、鍾岳明

作為以真實人物為拍攝對象的紀錄片，《自由的人》採取了一種更加接近劇情片的敘事方法：在影片的前半，鏡頭帶領觀眾進入主角開車、玩團、工作的日常生活，並交錯了看起來應該是主角還在母親肚子裡時的家庭影像，但並沒有明確提示主角完整的背景故事，而是讓他在鏡頭前所說的話，形成對觀者而言像是謎面的效果，例如「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生」、「希望五年內賺到五千萬」，或者是主角女友說的「基因檢測出來你是正常人，你不就很粗心」、樂團夥伴們在說的「他是不是真的要死了」等等。這些有點不明所以的話引動觀者「解謎」的心情，想知道這個看似尋常的樂團青年，在鏡頭所紀錄下的日常場景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生命故事？

影片到了中段，巧妙地藉由主角女友的話語，帶進主角父親生病時的家庭影像，讓人似乎窺知片貌了，再進而由主角說出「什麼叫小腦萎縮是，我懂遺傳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此時，影片的主題正式浮現，敘事也才從前半的「解謎」模式「回歸」紀錄片，開始引領觀者進入被攝者朱宸的家族，以及拍攝當下此刻的他，如何理解自己與家族特殊的命運。緊接著，在片頭家庭影像曾經現身的朱宸大姑姑，同樣以「此刻」的面貌登場，為觀者解說家族的身世。當她說出「我覺得大概全世界都找不到像我這樣的一個家庭」時，我們方知，原來在看似尋常的生活景象背後，《自由的人》描繪的是人對於自己何以必須經受巨大苦難，這個亙古不變的質問。

當謎底揭曉，觀者已經知道朱宸對抗的是不斷往眼前湧現的未來時，「未來」也就進一步成為影片的探問。在家族墓園，朱宸面對的不只是家族的過去，也是自己的未來；而當掃墓的家庭影像被導演並置，朱宸此刻所身處長輩已然消逝的現在，也成為了過去家族相聚時刻的未來——這個未來，對他們永遠是不安的、無法預期的存在。相對地，當朱宸女友說出「可是他卻一直把我放在很遠的地方，他會跟我說三十年後要幹嘛......三十年後還要很辣之類的」，我們也會看到，在這兩個看似如普通年輕男女般，性感而充滿生命力的身體之下，其實有著一種不尋常的，對於衰老與消亡近乎頑抗的姿態。

當未來不斷湧現，朱宸新生時的家庭影像成為影片終章，他說出「我想要當一個自由的人」。至此，導演與朱宸家族跨越時空共寫的辯證才終於完成：我們每個人都是被生與死、過去與未來、此處與他方、希望與絕望圍困的囚徒。紀錄片作為一段時光的結晶體，《自由的人》不僅以帶有劇情片意味的「解謎」過程，容納了到影片當下仍不願接受基因檢測的朱宸，他拒絕被圍困的奮勇姿態；也用交雜於此刻的家庭影像與種種關於未來的言語，容納了朱宸家族那些本來可能已經將消逝於無形的、以及更多還沒到來而尚未成形的時間，等待日後打開。

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在限制著我們的是什麼？ 我們意欲掙脫的又是什麼？掙脫以後就可以得到自由嗎？這組問題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中最久遠而難有解答的疑問，《自由的人》並沒有給出一個答案，卻儼然有一種浪漫的姿態：一直在追尋著自由的我們，會不會已經是自由的呢？

引導思考問題

1. 你覺得為什麼導演要在影片中使用大量朱宸小時候，由大人拍攝的家庭影像作為素材？

2. 你覺得朱宸家的大人們為什麼會拍攝這麼多家庭影像，甚至連掃墓的時候都要拍？

3. 如果你是朱宸，你會接受基因檢測嗎？為什麼？你覺得為什麼他不願意接受檢測呢？

4. 朱宸說他想要成為一個「自由的人」，我們常常會聽到各種不同的「自由」，從過去舊時代時還很新穎的「自由戀愛」，到現在大家都想要的「財富自由」，你認為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呢？

 

撰文：孫世鐸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兼任講師，《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系列叢書、《未來的光陰：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永遠不再：台灣威權體制下的壓迫與抵抗》共同作者，做以藝術和電影為方法的教師與兒少培力以及政治工作。